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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访《诗刊》主编叶延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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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刊》更大气,更包容,也更注意关注那些影响诗坛发展的作品。《诗刊》一直把展示中国诗刊全貌,团结中国当代诗人作为已任。   什么是好诗?我们有个十分宽泛的区间,上限:向美、向善、向上;下限:不黑、不黄、不灰。   诗歌是人灵魂的镜子,每一首诗都是灵魂一次X光底片。因此,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的诗歌和诗人角色。   中国有悠久而优秀的诗歌传统,李白和杜甫曾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名片。再创耀眼的诗歌辉煌,是一种期待和梦想,从本质上讲,中国诗人都应该是梦想家才对。                       ——《诗刊》主编叶延滨                龙源记者:《诗刊》的办刊态度和使命分别是什么?   叶延滨:《诗刊》从1957年创刊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应该说是中国资格最老,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之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诗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初步形成,刊物也面临着众口难调、众说纷纭的局面。记得一位作家协会领导要求我们的办刊态度要“如覆薄冰”,就是说要做到全面展示中国诗坛成果,团结各种风格流派的诗人,我们在办刊中要百倍小心维护和爱护每一个诗人和每一件作品。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重要刊物,《诗刊》一直把展示中国诗刊全貌,团结中国当代诗人作为已任。   龙源记者:《诗刊》2002年改版为半月刊。改版的目的是什么,成效如何?   叶延滨:中国诗坛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比较单一的流派和风格,变得丰富多彩。这对广大作者来说,开放了创作的天地;对广大读者来说,是增加了多种多样的新作品。但作为一家反映和展示全貌的刊物,就有了编选上的难度。前些年,一首诗全国人民都传看,一条“古典诗歌和民歌相结合的道路”全体诗人都在走,虽然单一,但编刊物好编,有较为共同认可的标准,同时在这种标准下有共同认可的好作品。现在多样化了,作者创作风格和流派多了,作品差别也大了,每一种样式甚至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读者群”,各个读者群之间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这种态势,使诗坛从金字塔式变成平面花园式。因此,扩大版面,让更多样式的诗作得到发表,是与时俱进的要求。   改版以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扩大了诗刊的容量,从每月六十四面变成一百六十面,最大的受益者是青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下半月刊主要面对青年人,这样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诗刊》与青年诗界的关系,使《诗刊》更能把精力放在扶植青年诗人方面,同时也继续关注名家名作。   龙源记者:目前中国诗坛星空上最耀眼的两颗星无疑是《诗刊》和《星星》,您曾在《星星》工作十二年并担任主编,如今在《诗刊》主持工作也近十年,请您比较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   叶延滨:《诗刊》与《星星》是两家有影响的诗刊,同年同月创刊。   《星星》作为一家省作家协会旗下的刊物,更灵活,更有自主选择,更可能表现自己的倾向性。比方说,我在《星星》编刊物的时候,强调了更多地推出新人,多发青年诗人作品;强调了少在“理论上争论”,多发探索性的作品;强调了百花齐放,鼓励作品中以精悍的短诗为主。青春、灵活、有探索性,是《星星》的长处。   《诗刊》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它更大气,更包容,也更注意关注那些影响诗坛发展的作品。   龙源记者:《诗刊》获得过“国家期刊奖”“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新闻出版署‘双奖’期刊”等荣誉,您个人也获“全国百佳优秀出版工作者”称号。对于这些荣誉,您如何看待?   叶延滨:《诗刊》的荣誉是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诗歌界共同努力的结果,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出版集团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这些荣誉除了肯定成绩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有寄于希望的意味。中国有悠久而优秀的诗歌传统,李白和杜甫曾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名片。再创耀眼的诗歌辉煌,是一种期待和梦想,从本质上讲,中国诗人都应该是梦想家才对。   龙源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人,其创作的崭露头角和步入辉煌几乎都与《诗刊》的发现与鼎力扶持密不可分。如上世纪50年代的公刘、李瑛、邵燕祥、80年代的舒婷、顾城、杨炼;90年代的莫非、西渡、伊沙;本世纪的江一郎、哑石、北野。《诗刊》是如何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的?   叶延滨:关注青年诗人的创作,推荐新人新作,这是《诗刊》的传统,也是《诗刊》为中国诗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觉得“培养”二字,有时不完全准确,“发现”二字有时不一定合理,但大家这么说,也表明了对关注青年创作种种作法的肯定之意。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我是个老三届的下乡知青,恢复高考后,考入了北京读大学,在学校期间,给《诗刊》投稿,有幸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在这届青春诗会上发表的作品《干妈》获了全国奖,也是由《诗刊》的邵燕祥老师和吴家谨老师的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没有这一段经历,我不会有今天的现状,也不会在以后,调到《诗刊》做编辑工作。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编辑不仅能看出好稿子,还能看出好作者;一个优秀的编辑部不仅能编出一本好刊物,还能形成一个优秀的作家群。   龙源记者:《诗刊》每年都举办“青春诗会”、“华文青年诗人奖”、“春天送您一首诗”等活动,这些活动是如何操作的?有什么意义?影响如何?   叶延滨:《诗刊》多年的经营形成了自己开门办刊的特点,也就是说,除了编稿子,《诗刊》还要开展各种活动,使作者、读者和编者共同形成良好的生态。应该说《诗刊》是诗人与诗歌爱好者之间的桥梁和联系的平台,而我们的这些活动,也是给这种联系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重要的平台。   “青春诗会”每年一届,每一届都有十多名当年优秀的青年诗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经共同讨论、修改后出一本专刊发表,这实际成了每年度的新诗人推介会,把有前途、有潜力的青年诗人推荐给读者。自1980年至今,“青春诗会”成了青年诗坛重要的品牌。现在活跃在诗坛的中青年诗人,有二百多位曾参加过“青春诗会”。   “华文青年诗歌奖”目前已进行了三届的评定,这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诗刊》加大对青年诗人的扶植和引导的举措。每届评定三名获奖者,都是从当年创作活跃的青年诗人中产生。关注当下正在创作的青年诗人是这个奖与其它奖不同的特点之一。参评的诗人都以当年作品报名或被推荐,从数十名合格的候选诗人中,编辑部初选向评委推荐十名诗人的作品,然后评委根据自己的阅读排序和打分,排在第一的十分,依次为九分、八分、七分……评委独立阅审打分,最后根据所有评委的分数,排在前三位的是当年的获奖者。这样充分体现了评委的意志,同时也避免了平庸之作入选。比方说,有创意的不一定得到评委普遍的认可,得到普遍认可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这种评分法,七位评委中如果有三位评委把作者排到第一名,他就得三十分。而另一个作者,有五个评委给他打了五分,但都只能以二十五分排在第五名。按此比分,得三票的作者比得五票的更有可能获奖。这是华文诗歌奖的第二个特点。评委独立审稿定出优与差的排序并打分,避免互相影响和权威施加影响,最后按分数多少决定获奖者,使有争议但也有特点的新人能脱颖而出。   “青春诗会”是展示新人新作,“华文青年诗歌奖”是奖励当下最有活力的诗人,这两个品牌活动面向的是杰出人才和诗坛精英。   而“春天送你一首诗”就是贴近广大诗歌爱好者、贴近基层、贴近生活,得到众多城市支持的公益性活动。我们从2001年开始这项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珠海、深圳等近百个城市开展,有近百万人参加。现在“春天送你一首诗”已经在国家注册,成为《诗刊》“三贴近”的品牌,每一年四月在全国几十个城市举行。   龙源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注册的诗歌报刊有18种,上世纪九十年代萎缩为9种。2000年又上升为12种,2002年诗歌报刊队伍又添加了两名新成员——山西的《大众诗刊》和甘肃的《敦煌》诗刊。对于这一现象,您如何看待?诗歌报刊的壮大对《诗刊》是否意味着竞争的加大?   叶延滨:中国大陆有十来家诗歌报刊,这是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有了这样的规模,使诗歌报刊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小环境。互相竞赛也互相学习,互相映衬也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中国诗歌生态圈。比方说,《诗刊》每期只发四个页码的旧体诗歌,这和旧体诗有广大的爱好者和写作者是不相适应的,因此《中华诗词》这样一个专门的传统诗歌期刊就成为广大旧体诗歌爱好者的主要园地。再比方说,《诗刊》发表散文诗较少,而《散文诗》这本杂志就拥有了广大喜爱散文诗的读者。   不可否认,这些刊物都造成《诗刊》竞争力的加大,但同时也促进《诗刊》水平的提高,扩大了《诗刊》潜在的读者群。   龙源记者:诗歌创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风光无限,后来逐渐衰落,影响越来越小。目前的诗歌创作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叶延滨:诗歌的发展有起有伏,如同黄河九曲十八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走出文化大革命,一种开放的前景展现在中国人的眼前,国运人心,如火山喷射,也如巨流出山峡,展示了辉煌的景观。当然,除了国运人心,还有诸多因素造就诗歌的“风光无限”,如当时开始提倡思想解放,许多新观念成为诗歌的内容,比方说反腐败、环保、科学是生产力、平反冤案……都成为诗歌的热点。   随着时代发展,诗歌曾担负的新闻、政策、民情表达等附带作用,都在正常渠道得到了宣泄,诗歌成为诗歌爱好者的对象而不再是大众的聚焦点,换句话说,诗歌回到了文学本身。   读者的减少是诗歌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诗歌在创作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诗歌理论与新的表现方式的探索,造成了创作与阅读的某此隔阂,一些诗人在关注诗歌本身创新的时候,忽视了读者的感受与接受。但不能说这就是“衰落”,而是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回头看一下二十多年来创作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误。   龙源记者:诗歌创作有没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诗能获得《诗刊》的青睐?《诗刊》的稿件来源渠道都有哪些?   叶延滨:诗歌当然有比较公认的创作标准。古代诗歌里,四言、五言、七言、绝句、律诗等,都有非常严格的格律。就是自由体的新诗也有公认的好坏判别标准。这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有专门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给诗歌以标准和范例。   什么样的诗能获得《诗刊》的青睐?回答这个问题,简单的一句话:凡是有创造性的好诗均是《诗刊》关注的对象。以下我就谈谈两点:   一是好诗。什么是好诗?我们有个十分宽泛的区间,上限:向美、向善、向上;下限:不黑、不黄、不灰。上限好理解,是精神追求的一个向度,积极地追求真、善、美的人生态度;下限也好理解,不黑即不违法,不黄即不色情,不灰即不鼓吹颓废厌世。在这个区间的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均在我们的用稿视野中。   二是要有创造性。有些作品健康向上,也在艺术上完美,但如果缺乏创新,模仿或者雷同或者再造,那么也不可能为我们采用。当然,我们不能说凡是《诗刊》发表的东西都达到了这个要求,但这个要求是我们为之努力的目标。   《诗刊》的园地公开,大量的用稿均是诗作者主动向我们投稿。从自然投稿中采用的作品占《诗刊》用稿的绝大部分。除此之外,我们有些策划选题和重要的评论文章也主动向诗人和评论家约稿,约稿在全部用稿量中比例很小。   龙源记者: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诗刊》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所谓“皇家刊物”,近乎诗歌艺术的最高裁判所。当时《诗刊》创下发行60多万份的辉煌记录。如今,《诗刊》的状况如何?   叶延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刊》被认为是“皇家刊物”,一是说明地位高,二是说明当时的文化开明度不够。由一家刊物来充当诗歌裁判所,既不合乎艺术民主的原则,也不是太正常的现象。当时的文化艺术消费比较单一,广播电视不发达,报刊种类有限,只有几百种,这些都使《诗刊》和一些文学刊物出现了高发行的现象。   现在中国有多种文化消费方式,仅杂志就有九千多种。《诗刊》虽然发行量不如八十年代,但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下,先后获中国新闻出版署“百种重点期刊”、“双奖期刊”、“国家期刊奖”,在九千多种期刊中居于前列位置。《诗刊》早就不是吃皇粮的“皇家期刊”了,更不是裁判所。我们努力让《诗刊》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读者的信任,在办刊中成为诗人的朋友,这就是《诗刊》今天的变化。   龙源记者:近年来,网络诗歌发展得比较快,这对纸质诗歌会不会造成冲击?您如何看待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这两种载体的诗歌?   叶延滨:网络诗歌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意义上的、在纸质媒体上发表的诗歌是有冲击的。   最早的诗歌口口相传,朗朗上口,有音乐性,通俗易懂,我们称之为民歌。出现了文字后,在纸上写作的诗歌,讲究文字语言的美,除了口头表达的音乐性外,更注重文字带来的、新的艺术质素。作为纸介媒体的中国诗歌,应该说在美学意义上发展得比较完整。   网络是新的载体,当然会对诗歌产生影响:更自由,更杂芜,更难有标准。同时也会将网络时代的新元素带进诗歌。   龙源记者:作为著名诗人,请谈谈您心目中的诗人是什么样子的。   叶延滨:在作家圈子里,小说家和报告文学家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去深究;散文家和批评家又该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人去讨论。但一说到诗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长得帅气潇洒,举止风流倜傥,言语幽默生动,这是年轻姑娘心目中的诗人样子——徐志摩大概是个例子;长得呆头呆脑,啥事都干不好,言语的伟人行动的矮子,除了写诗之外一无所长——这大概是一些官员特别是行政首长们心目中的诗人样子;长长的头发,迷茫的目光,永不成功的爱情再加上永远失败的婚姻,偶尔冒出的好句子再加上永远说不清的胡思乱语——这大概是文学圈某些人士对诗人的画像……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他是个诗人嘛。”这句话是个多义指向,不同的语气,不同的言者,不同的语境,具有不同的含义:一、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二、他是个率真的人。三、他是个多情的人。四、他是个说话不算数言过其实的人。五、他是个一事无成的人。六、他是个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人。七、他是个不可靠的人。八、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九、他是个夸夸其谈的人。十、他是个不可重用的人。十一、他是个穷酸而又不会理财的人。十二、他是个虚情假义、两面人格的伪君子。十三、他是个无用的好人……   我的发现与我也被别人称为“诗人”无关,也许与我的职业有关。我当了近三十年的诗歌编辑,从业余编辑、编辑再到主编,天天都在与诗人打交道,而我认识的诗人又是千差万别,几乎没有两个诗人是一样的!我有一本诗集题目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在我认识的诗人中,从天使到魔鬼的各个阶梯上都有诗人的影子。   诗歌是人灵魂的镜子,每一首诗都是灵魂一次X光底片。因此,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的诗歌和诗人角色。   其实,诗人不是一个社会职业,事实证明了,从皇帝到乞丐,从圣贤到流氓,从贵妇到妓女,都曾经出现过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出现过优异者,也出现过糟糕者。   在会写诗歌的各种社会角色中的一些人,因为逢遇机缘,诗歌得以传播,诗名得到承认,他的社会角色却被人忽略了。而这些写诗的人也以自己是“诗人”而骄傲,于是“诗人”成了人们常放在某些特定场面上的身份代表了。   在某个时期,某位风流倜傥的先生名扬天下,于是诗人是风流的代言。在某个时期,某个自杀者或神经病人的诗歌得到追捧,于是诗人成了神经错乱的代言。在某个时期,肉欲和享受成为一些人的时尚,于是诗人中的另类出位者,在被推崇和抨击过程中也成了诗人的代言!   有人说诗人重要,认为他们的作品左右着一个时代的风气。其实,事情往往有另一面,时代的风尚会从不同创作倾向的诗人中,挑选那些“适宜大众时尚趣味”的诗人,从而使他们成为“著名诗人”或“新锐先锋”。   因此,多少年来,我谈到诗人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都不用一个模式去表达我的想法,因为任何“关于诗人是什么样的人”的表述,都可能与实际情况相悖。我只想提出一种希望,一种我欣赏的诗人品质。九十年代在《星星》当主编时,我提出过“向善、向美、向上”,这是一个指向性的标准,在不同追求的诗人群中,都可能有向善者、向美者和向上者。   近两年我所在的《诗刊》也一再提出“健康人格、健康诗风”,这是在不同风格诗人中都可能找到的共同点。这也许算我们对“诗人是个什么样子”的期许,但愿这个并不“神化”的想法,能为更多的诗人所认可。 [叶延滨简介]   男,1948年生于哈尔滨,当代诗人、散文家与批评家。作品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杂文、小说、评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重要国家级杂志《诗刊》任主编。   1968年在四川省西昌高级中学毕业后,先后在延安李渠公社插队当农民,在延安军马场当牧工、仓库保管员,在陕南略阳的工厂当团委书记,在西昌地委当新闻报道员。1978年考入北京广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在学校期间发表的诗歌作品《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诗歌奖,诗歌作品《早晨与黄昏》获北京文学奖,并且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毕业后到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诗歌月刊《星星诗刊》的编辑,其后任主编,并任四川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当代杂文报》副总编等。1994年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文学艺术系主任,1995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任副主编,2001年任《诗刊》执行主编(常务副主编)和法人代表。现为《诗刊》主编。   迄今已经出版的文学专著,诗集有《不悔》(1983年)、《二重奏》(1985年)、《乳泉》(1986年)、《心的沉吟》(1886年)、《囚徒与白鸽》(1988年)、《叶延滨诗选》(1988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1989年)、《蜜月箴言》(1989年)、《都市罗曼史》(1989年)、《血液的歌声》(1991年)、《禁果的诱惑》(1992年)、《现代九歌》(1992年)、《与你同行》(1993年)、《玫瑰火焰》(1994年)、《二十一世纪印象》(1997年)《美丽瞬间》(1999年)、《沧桑》(2002年)、《叶延滨短诗选》(2003年);出版的文集有《生活启示录》(1988年)、《秋天的伤感》(1993年)、《二十二条诗规》(1993年)、《听风数雁》(1996年)、《白日画梦》(1998年)、《戏说神游》(1998年)《永恒之脸》(1999年)、《梦与苹果》(1999年)、《叶延滨散文》(1999年)、《路上的感觉》(2000年)、《储蓄情感》(2000年)、《擦肩而过的影子》(2000年)、《诗与思》(2001年)、《黑白积木》(2001年)、《叶延滨随笔》(2002年)、《从哪一头吃香蕉》(2002年)、《烛光与夜声》(2003年)等共有35部。   其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三百五十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意、德、日、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等文字。代表作品长诗《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年——1080年),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集奖(1985年——1986年),其余还有诗歌、散文、杂文分别先后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50余种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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